摘要：20世纪前叶，中国和美国正处于一个交叉点上，这是半岛体育app下载一个古老但衰弱的古国和另一个年轻但强大的新兴国家的一次相遇。其中有一个人，见证了半岛体育那次历史性的相遇，代表了美国试图使中国跟自己更相似的努力。在这种堂吉诃德式屡败屡试的努力之外，现代中国露出了它的脊梁。
约瑟夫·史迪威——一个古怪但却真实的英雄、美国最伟大的战区指挥官之一。他半岛体育全站对华友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提出在远东美军从中太平洋、西南太平洋、缅甸、印度支那四个方向对日本作战的战略计划，后来美军除了向印度支那方向没有派兵外，基本按史迪威的战略计划实施，在政治上反对国民党右派的腐败，军事上主张对共产党军队也提供军事援助，结果被排挤回国。
从法国回到美国十天后，史迪威的职业生涯出现了重大转变，并让他此后一直跟中国联系到了一起。他回国后立即发现，一支庞大的军队，再加上美国的厌战情绪，这一切使得通过军职获得晋升的希望变得渺茫了。他生性不是坐等命运赐予的人，于是7月25日他前往华盛顿去为自己的下一个任命进行活动。他拜访了现在是陆军部人事局军官的老同学强西·芬敦（Chauncey Fenton）。史迪威开门见山地问道：“把我派到离家尽可能远的地方怎么样？”
芬敦回答说：“真有意思。我们今天上午正在谈论要派人去日本和中国呢。”他告诉史迪威，军事情报处（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正准备派军官到这些国家去接受语言培训。史迪威精通好几门语言，而且之前从事过情报工作，是担任这项任命的当然人选。他要求去日本。芬敦说：“日本的名额都用完了。中国怎么样？”“好吧，就中国吧。”史迪威同意了，事情也就这么定下来了。1919年8月6 日，他被任命为代表美国陆军的驻华首任语言教官。
由于战争，军事情报处的规模扩大了很多，因此参谋部决定，把过去由武官零星搜集情报的方法改为系统搜集。军事情报处希望通过精选和系统训练造就一批武官，并希望这些人能“详细了解外国的语言、军事设施、政治情况以及风俗习惯”，并“真正揣摩……他们在和平和战争时期的可能反应”。后来的实际情况是，由于至少在一些较大的武官处武官职位需要有额外的收入，因此这类令人渴慕的职位大多给了那些“武官帮”了。但是除了武官之外，扩大的军事情报处还需要语言方面的毕业生，特别是远东部门。
对该项任命要求有总体“军事效率”—这是指一个军官在效率报告上的总的评分，该效率包括语言能力，能否抽身赴任和主动性。年龄限制是35岁，同时要求担任此项任命的人只能来自作战部队，也就是从步兵、骑兵和炮兵中选拔。36岁的史迪威已经超过了年龄限制，但是因为他在其他方面都非常符合要求，对于他的任命出人意料地没有耽搁，顺利得到批准。
当时中国问题正是报纸关注的焦点。报纸的大标题经常出现诸如“山东浩劫”、“山东之罪”、“山东之耻”以及其他各种刺眼的贬义词。山东问题导致了国联的失败，也毁掉了威尔逊，之后还成了1920 年总统大选的话题。共和党人把对中国的不公正当成了抨击当局的有力工具。哈丁（Warren G. Harding）在门廊演讲里把中国描述为美国的被监护国，现在却遭到了背弃。他说，由于美国返还了庚子赔款，中国人相信了“美国的榜样、民主和公正”，结果却发现在巴黎它好几百万同胞被转交给了一个敌国。哈丁继续说：但是在参议院，一些坚定不移的美国人却对此说“不”，并“坚决维护我们约二十年前给中国人的信念”。
中国人所看到的同时也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们所不断宣扬的是，美国在1919年（即使不算上1900年）给了中国人一个教训，那就是协约国是背信弃义的，依靠外国朋友是愚蠢的。然而在史迪威开始他中国生涯的时候，哈丁的这种说法却是美国人对美中关系的主流观念。
史迪威上《时代》杂志
1919年8月，史迪威带着妻子和孩子去加利福尼亚，他第一年的语言学习将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不到一个月他就得出结论认为，这里的课程不合适他并妨碍了他进步，因为课后没有可以一起说汉语的人。他向军事情报处报告说，他以及参加培训的另一个军官劳埃德·豪斯福（Lloyd P. Horsfall）如果立即被转往中国学校的话，效果会更好，因为他们可以在那里听到并练习口语。尽管其他语言军官也赞成他的提议，但他的建议并没有带来变化。
在各种语言中，汉语由于有独特的声调变化，必须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听说才能学会。汉语的意思在官话中取决于四种声调，在广东话中则有八种声调。书面语之所以难，主要不在于要认识几千个单字，而在于要学会这些字的不同组合以及它们非常复杂的含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可能认识6000个字，一个学者约认识8000到9000字，但日常使用3000 字就足够了。只要通过掌握约1000个基本字就可以间接达到认识这些字。
中国字由笔画组成，像“一”（如“一个”、“统一”、“一切”、“一律”等）只有一画，而“灣”（如“海灣”、“河灣”）则有二十五画。虽然西方人看到这些字仿佛进入了密林，莫辨东西，但是这些字都是有特定规则可寻的。
在字典中这些字分成了214 个意符，如“男”、“女”、“口”、“山”、“工”（“工作”或“工人”的意思，原指木工尺）、“宀”（“屋顶”）、“車”（从上面俯视一种两轮车的样子）。这些意符原是象形的，后来有了固定的指代意思。其他文字通过给意符加上所谓的“声符”而来；例如“論”（lun）是“讨论”、“探讨”的意思，由意符“言”和声部“侖”（意为“整理”、“排序”）组成，这个字兼顾了声音和意思：“将字排序”，即“讨论”之意。但是声符并不总是很有帮助的，也并不都合乎逻辑。有些字既不表声也不表意。
汉语共有约880个声符，这些声符跟意符（有些同时还是声符）组成了一个学生要会读写中国字所必须掌握的1000 个基本单字。要掌握这些单字，必须持之以恒，花大量时间练习并反复复习，显然这不但限制了乐意并最终能够学会读说中国字的外国人的数目，而且在采用白话文之前，中国人会识字的人的数量也是很有限的。
官话是长江以北（此外还有些长江以南地区）的通用语言，也是全国的政府用语。所有的官员都要会说官话。说官话与说广东话以及其他各种方言的人虽然彼此无法相互了解，但是全国统一的书面语却使得文人之间可以交流。
史迪威在加利福尼亚时是在卡梅尔度过1920年的暑假的。他在门多西诺岬角处购买了五块土地，准备把这个可以俯视海洋的地方作为将来的安家之地。他在7月被提升为少校之后，带着全家与豪斯福一家一道于1920年8月5日乘船去往中国。
9月18日，他们乘坐的陆军运输船在黄昏时绕过山东半岛，玫瑰色的斜阳映衬着曲折的海岸线和中国帆船的棕色的、像蝙蝠翅膀一样的帆。两天后船进入秦皇岛，这是中国本土靠近北方边境的一个开放口岸，也是长城跟大海相接的地方，这里的渔民伴着悲凉的号子一天两次收起他们的渔网。这些旅行者往南经天津再坐火车走250 英里就到达了目的地—华北平原上的著名城市北京。
史迪威用开始的十天时间找到了安家之所，还走遍了这个作为世界最了不起的都城之一的北京。在这里，老式的达官显贵与贪婪的冒险家混杂一处，各种改革的谋划和希望让当时新共和的中国兴奋不已；外国人养尊处优，过着安逸享乐的生活；精美的大理石制成的天坛则静静地仰望着天空。护城河内是紫禁城，屋顶是代表着帝王的黄色琉璃瓦，皇城里面有三个人工湖，湖内有很多小岛。岛上有宝塔和雕梁画栋的凉亭，还有最后一个皇帝被他姑母囚禁的宫殿。湖岸边长满了枝条拳曲的柳树和柏树。此外，这里还有镂空的岩石造的假山，其景象是中国画家所喜爱的。据说在其中一个湖里捕到的一条大鲤鱼还带着一块金牌，上面刻着15世纪明朝永乐皇帝的名字。
上层人士的住宅都有围墙围着。每个都有庭院，里面有荷花池和茶室，盆栽的牡丹，经几百年流水不断侵蚀的镂空的岩石，墙上还开有一个月洞窗。那些没有弹簧的、有顶篷的马车在石子路上颠簸着，来自西北的骆驼带着沙漠的傲慢慢慢行进，而穿着深黄色袈裟的和尚则站在喇嘛庙的红色圆柱旁。横扫平原的沙尘暴时不时地折磨着这座都城和这里的居民。在城墙以外，北京平原还一直延伸到颐和园和西山脚下，碧云寺和其他寺庙就掩映在西山的苍松之中。玉泉山的泉水流下山后一直流入紫禁城的湖里和护城河里。
在使馆区有外国人的住宅和宾馆、马球场，街西头有威严的美国公使馆、高大的银行和办公楼，但是这里并没有上海那种喧闹的商业气氛。北京跟通商口岸的情况不同，这里的外国人甚至跟有教养的中国人有交往。北京是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这里有国立北京大学、洛克菲勒家族创立的协和医学院，用庚子赔款创办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以及很多其他教会大学。
这里是新文化运动的前沿阵地，其倡导者认为改造中国使之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方式便是推行白话文。推行白话文可以提高识字率并使民众可以阅读现代报纸；报纸是新近从西方引进的东西，保守派对之深恶痛绝。除了外交使团、记者、教育家和传教士外，北京还吸引了艺术收藏家和汉学家、那些来了之后再也不走了的旅行者，还有一些退休后自愿留在这里的外国人，因为这里的生活优雅安逸而且钱很经花。他们仆从成群，在西山有避暑地，有专对公使们开放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和赛马俱乐部，夏天有野餐，冬天可以打野鸡。对外国人来说，北京代表着——正如一个十分怀旧的曾经在此居住的人所说的——“那美好的岁月”。
史迪威一家和豪斯福一家在使馆区外靠近东皇城根的北总布胡同三号合租了一幢中式房子。跟所有的中国房屋一样，这所房屋是平房，是多进的套院，每个院落都是个小四合院，窗户是用纸糊的，没有玻璃。当时这样一座有四个卧室、用餐室、起居室、书房、办公室以及下人房组成的院落每月需15美元，此外，还有相应的雇用仆人的费用。通常一个军官家雇用五到六个仆人，需要约35美元，此外还要给回扣。在中国，回扣在任何交易中都是少不了的。在1921年2月史迪威的第四个孩子、女儿艾莉森（Alison，中文名史文森）出生的时候，他们一家雇用了一个男仆做管事，管家并负责杂事，另外还有一个男仆、两个厨师、一个洗衣服的女仆、一个带孩子的保姆和一个苦力。
语言教官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学习。这所学校成立于1910年，最初是为了教授传教士汉语，后来扩大后也招收在中国服役的很多外国顾问、商人以及其他想学习语言的人。这里为300 名学生雇用了100 名教师，采用的是适于速成的直接听说教学法。第一年的课程每周上五个小时的课，首先是半年的听说以及发音和字意练习。之后是半年的阅读、翻译和跟导师对话。一年结束时学生应当认得约700个汉字并基本能够对话。此外，语言教官还要参加有关中国历史、宗教、经济和时事的讨论会和演讲。语言教官在学习一年后还要学习技术和军事词汇。旅行是其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这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另一方面作为武官也是为了收集情报。每年年末都要考试，在完成三到四年的学习后，作为语言教官应当能够认识3000个汉字并能够流畅地说汉语。
这所学校的创办人和校长威廉佩特斯（William B. Pettus）博士抱怨说，史迪威和豪斯福在加利福尼亚把口音学坏了，这可能会导致麻烦，因为即使说最流利汉语的外国人也可能遇到困难。爱德华休姆（Edward Hume）博士是个能说标准汉语的老派人。他告诉史迪威说，有次在乡下他问两个农民到长沙的路怎么走。他们一脸茫然，又重复了几次问话后他只能放弃。当他走开时偶尔听到一个农民对另一个说：“好像这个洋人刚才在问‘这是去长沙的路吗？’”
史迪威跟其他外国人一样，根据自己名字的发音“SHIH TI-WEI”起了中文名字“史迪威”。他的姓是“历史”的“史”，名字中的第一个字“迪”是“启发”、“引导”的意思，而第二个字“威”则是“威风”之意—这可是个具有挑动性的名字组合。课余时间他喜欢到集市、市场和商业街去逛游。他第一次买的是牙雕，然后开始收集镶嵌扇柄，并为他将来在卡梅尔的家收购家具。他看到中国的魅力和残酷是并存的。放风筝是中国人喜爱的运动，这些风筝被制成龙、楼阁或者蝴蝶，其翅膀用染色的薄纱做成。风筝上挂有哨子、铃铛或者木钟，它们让空中充满了色彩和动感。正如一个人所观察到的，这仿佛是“东方的小天使……发出柔和、非尘世的音乐”。处决犯人的情景同样很受民众欢迎，往往有大群人急切围观，刽子手把双手捆着的犯人踢跪下，然后刀起头落，博得一阵叫好声：“好！”当鲜血喷涌而出的时候，妇女和儿童会冲上前，用一串串铜钱蘸在血里，据说这种钱挂在孩子的脖子上可以驱邪。在附近凉棚下往往可以看到一个身穿长袍头戴瓜皮帽的说书人，周围也许蹲坐着成百的苦力和工人，他们鸦雀无声，听得津津有味，讲的故事往往是古代的英雄事迹或者传说。说书人往往会随着节奏轻轻敲击竹板，有寓意的段落会唱出来，而讲到打仗的地方则会敲起鼓点。
中国的魅力已经起作用了。史迪威到北京还不满一个月时，陆军部对他进行了问卷调查，问他最喜欢的职位是什么；对此他只划了“武官，中国”，而包括“西点军校”在内的其他选择他都写了“否”。
就在史迪威到达两个月前的时候，三个声名显赫的军阀联手赶走了安福系政府，但随后马上彼此开战，以争夺对首都的控制权，因为有了这个控制权便会处于主导地位。现在成功控制了北京的是吴佩孚大帅，一个科举考试出身的温文尔雅的官员；失败者是张作霖大帅，他从前是个土匪，现在称霸东北；能够在中间维持力量均衡的人是农民出身的“基督将军”冯玉祥。
吴佩孚真诚地把自己视为公仆，非常关心公共秩序并希望在中国恢复统一的国民政府，他的这种期望甚至比个人野心还强烈。他体格瘦长、匀称，窄长的脑袋，琥珀色的眼睛，尖尖的鼻子表明他出身世家，说一口用词考究的官话，外交使团认为他正是中国迫切需要的铁腕式人物的最佳人选。为了做给一个美国记者看，他在自己的衙门里挂了一幅乔治华盛顿的像，同时告诉来客说，他要像华盛顿统一美国13个殖民地那样统一中国。他带兵纪律严明，经常给士兵发放全饷，这招致了其他军阀对他的不满，但这也使他的部队不会随意弃他而去，同时他也得到了农村的拥戴，因为他们免受了乱军的骚扰。为了重建代议制政府，吴佩孚恢复了1913年成立的议会，并让召之即来的黎元洪官复原职。但是，尽管吴佩孚在打仗时像头雄狮，在政治上却不够坚决，他的对策看来是不稳定的；此时“奉天虎”张作霖已经跃跃欲试。
张作霖体格矮小瘦弱，1895年中日战争时，这个后来很有名的东北大帅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后来成了土匪。他接受了招安，作为对他带兵归顺的回报，他受命驻守在奉天（沈阳）城外。通过这个基地，他在日俄战争中先是给俄国人提供补给，然后又给日军提供补给，从而积累了大量财富。他的黑色缎制瓜皮帽上带着一颗著名的珍珠，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他在东北的大房子里摆满了雕花的柚木家具、丝质地毯、铜器、玉器、字画和珍贵瓷器。他在自己的领地里跟日军保持着微弱的平衡，日军把奉天视为东北飞速发展的工业基地的总部。
在这两个争夺华北控制权的军阀大帅的周围还有些分分合合的其他派系。
这其中最有实力的是冯玉祥，这倒不是因为他身材魁梧，而是因为跟吴佩孚一样，他也精心建立起了一支对他忠心耿耿又勇敢善战的部队。还在袁世凯的部队里当兵的时候，年轻的冯玉祥就皈依了基督教，而且接受了孙中山所宣扬的革命理论，并认为要造就好的士兵，除了要有吃的、穿的和军饷之外，还要在道德方面进行教育。在纷繁混乱的共和时期，他跟吴佩孚的军队联手并在1920 年被任命为西北陕西省的督军。他在北京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干事结了婚。他用水龙头为自己的士兵施洗礼，教他们唱福音赞歌和进行曲，歌词是“我们不喝酒不抽烟”和“我们不赌也不嫖”。他不赞成吴佩孚喝酒，为了暗示这一点，有一次在宴席上他送给吴佩孚一个精美的瓷瓶，吴佩孚打开瓶子从里面倒满一杯子向赠给他礼物的冯玉祥敬酒，结果刚喝了一口他就吐了出来，原来里面装的是水。尽管冯玉祥并不完全赞同吴佩孚的做法，然而他认为吴佩孚的最终目标跟自己是一致的，那就是建立一个不受外国控制的中国，因此他更倾向于跟张作霖对抗，而不是联合。
在1920年到1923年间，当时史迪威正在北京，冯玉祥联合吴佩孚对抗了多名督军的联军。1922 年，当奉天虎张作霖再次企图控制华北的时候，冯玉祥又开始打张作霖。有时战斗就发生在离首都不到10英里（约16 千米）的地方，结果城门有时会因此关闭一个星期。到了晚上，住在北京饭店的客人们站在屋顶上就可以看到炮弹划过。大炮轰击时宾馆也开始颤抖，仿佛遇到了一场轻微地震。有一次史迪威不在家的时候子弹在街上乱飞，有些飞进了他家里。史迪威夫人让所有的孩子趴在桌子底下，自己冒险跑到隔壁的一个传教士家里打电话给公使馆报告遭到了射击。公使馆对此漫不经心，让她回家去，说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武官及其同事要学习的内容之一是考察其所在国的士兵的情况。正是在督军混战的背景下，史迪威开始了解这些他后来指挥过的士兵。他看到吴佩孚的士兵穿着灰色军服列队开赴前线，旁边是骡子拉的携带军火、行李和供给的两轮车。这都是上等的装备，普通的军阀运送补给的只能用咯吱咯吱的人力独轮车。跟别的士兵一样，吴佩孚的兵往往不到14岁，不过他们装备不错，有背包、挖战壕的镐头、铁锨、马灯、茶锅、油纸伞、闹钟和热水瓶。
跟在他们后面的是用扁担抬着棺材的苦力，这是为了向他们保证，即使他们战死也不会曝尸荒野。跟中国所有的部队一样，吴佩孚的士兵也穿着灰色的制服（冬天加入棉花则为棉袄），但他们都戴着红色的袖箍以示忠诚。通常这些袖箍不是缝上去的，而是用别针别上的，这样当军队倒戈的时候就可以很方便地取下。
普通部队的战斗力不强。当士兵抵达战场的时候，他们先站一会儿四处看看，然后取下步枪，也不瞄准就随便放几枪，然后坐下。炮兵胡乱开火，打的地方往往距离目标达四五百米。如果天下雨了，那么士兵就会都打起油纸伞，就像突然冒出了很多蘑菇，战斗也戛然而止。吴佩孚的军队比大多数其他部队要好，并在1922年跟冯玉祥一起把张作霖赶回了东北。
为了组建国民政府，吴佩孚请孙中山给予支持，但被残缺的国民议会授予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的孙中山拒绝了。他想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纲领统一全国，即民族、民权、民生。但孙中山的谋划和联盟都失败了，他的伙伴也都转而对抗他。他不断向美国公使说明他的宏伟计划，希望西方民主国家支持他的新政府，但是没有人对此感兴趣。这种谋划跟孙中山一如既往的民族主义精神并不相容，但是在辛亥革命后让人痛苦的十年中，孙中山开始觉得中国无法仅靠自己的力量挺立起来。为了取得华北，他一度甚至与张作霖勉强结盟，自然这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合影，前排中为孙中山
由于西方拒绝帮助，同时也没有得到同胞的支持，孙中山转向主动提出帮助他的苏俄，并在1923年1月与共产国际结盟。1919年苏俄宣布废除所有沙俄签订的条约和特权，作为第一个自愿这样做的西方大国，这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等到要兑现的时候苏联又反悔了，不愿意放弃在东北的中东铁路或者在蒙古的特权。然而，在那些对自己革命的进展感到失望的中国人看来，莫斯科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于是他们开始转向共产主义。就苏联而言，它正在寻求朋友和另一个基地，以便最终推动世界范围的革命。尽管苏联承认在当时情况下中国还不具备推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同意帮助国民党实现国家统一和独立。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同意跟孙中山结盟，因此为了让国家获得新生，共产党作为盟友加入国民党，并暂时同意由国民党领导中国革命。
孙中山跟其他军阀一样，也无法让自己成为一个全国的领袖。他有政治哲理但是没有实力，军阀有实力但是没有纲领。孙中山缔造了革命，并且制定了革命方略，但缺乏统领和组织的才能。当时有人说他兼有圣保罗和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素质，不过即使他能兼有乔治华盛顿和列宁的素质，恐怕也难以驾驭这个古老而执拗的国家。由于取消了帝制，各种地方割据势力占了上风，难以实现有效的全国统一。
以上文字摘自《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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